前 言
佛教自汉朝传入，一开始影响并不大，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当时的佛教几乎与斋醮附会在一起。到南北朝时期，大量佛经被译介，不少外国高僧纷纷来华，般若学被崇尚清谈的士大夫所喜好，帝王将相、知识分子关注佛教，平民百姓也热衷佛教，佛教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一时间，寺宇林立，出家人数激增，僧人队伍中鱼龙混杂。部分发心不纯，动机复杂的人员混迹僧团。庞大的寺院经济已颇令人注目，良莠不齐的内部成员加剧僧团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暴露，这样，僧团的负面影响被凸显出来，遭到强烈的诽议和攻击。
佛教辞亲出家、乞食的修行方式与儒家重视的“忠”、“孝”观念相去甚远，佛教相信轮回、业力以及因果律、空性思想足以惊世骇俗。不但世俗社会难以接受，就连僧团中，也有一些人无法理解，乃至包括一些有极高社会影响和声望的知识僧侣都不能完全领会。他们一些人试图会通佛教与中国传统理念的差异，有些甚至公然提出以中国本土的传统理念来取代佛教某些令人费解的教理、教义，将那些教理教义暂且搁置起来，不予接受，不加讨论，不做宣扬。如刘宋时期的名僧慧琳作《白黑论》，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当时都城建康的僧团摈除了他的僧籍，但是他的见解得到最高统治者宋文帝的大加赞赏，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僧团的决定因此不了了之。
上层社会的支持与信奉，广大民众的参与，一方面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巨大的寺院经济和部分低素质的僧人以及信仰淡化乃至具足邪见的名僧，给佛教带来不良的影响，深深的伤害了僧俗两界的信仰与宗教情感。梁代扬州建初寺高僧僧祐，站在“弘道明教”的立场，将佛法传入中土五百余年来同中国本土文化、宗教的碰撞、冲突交融的重要理论探索汇集起来，成为佛教第一部护教学巨著――《弘明集》。它反映了当时许多大德高僧和护法居士意识到宣扬和阐发佛教因果思想，需要随顺中国民众讲求“徵验”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习惯来开展，因而自觉参与弘扬、诠释和收集关于因果徵验的护教行列中，同固守儒家文化传统和维护封建政治经济利益的封建士大夫、信奉本土宗教的道教徒以及社会上对佛教怀有歧视、误解和敌对情绪的人们之间进行争论和辩驳，展示了他们护教的热忱。对今天探讨树立佛教公众形象等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借此小文，唤起更多人来关注进入僧团的制度建设与完善，唤起更多人投入到佛教护教学的行列中来，把前人的成果向前推进，树立起佛教良好的形象。
一、慧琳及其著作《白黑论》
慧琳是名僧道渊的弟子，其传记附在《梁高僧传》<道渊>之后。 ……“俗姓刘，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 《均善论》，即《白黑论》，全文以问答为体，拟白黑两方问答，故称《白黑论》。其中，“白学先生”代表儒者，“黑学先生”代表僧人，从白学先生的提问开始，复以白学先生的总结为终，实际代表慧琳自己的观点。文中以周孔敦俗，老庄陶风，释迦慈悲，三者在劝善方面，可谓殊途同归，三家的创始人都是圣人，所以，该论又名《均善论》。
《宋书?天竺迦毗黎传》 记载：“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这样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名僧，因为这篇文章，受到宋文帝的青睐。同时，因为这篇文章，遭到僧团灭摈的处理？究其原因，他主张儒、释、道三家会通的思想，有助于封建国家的教化和统治。他不敬师长，为人傲诞。而且本于自己对缘起、因果等教理上不够理解而产生邪见，立论太过偏颇，对佛教因果律的根本主张加以毁谤等原因，终难容于僧团。首先，慧琳认为佛教的“空”，与常理不符。他直接从佛教根本教义“缘起性空”入手，通过拿道教的“无”与佛教的“空”进行对比，来否定“来生”，间接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说：
白曰：“释氏所论之空，与老氏所言之空，无同异乎？”
黑曰：“异。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安得同乎！”
白曰：“释氏空物，物信空邪？”
黑曰：“然。空又空，不翅于空矣。”
慧琳借助当时社会上盛行玄学的清谈之风，以玄学的形式反对因果报应。以白学先生的口吻，对佛教的空义，质疑道“释氏空物，物信空邪？”接着，继续批评了佛教的天堂、地狱、因果报应学说的虚无，慈悲灭欲说教的流弊无穷，是在愚弄人民。佛教讲空，原意是引导人们慈悲为怀，改恶迁善，但是事实上起的作用刚刚相反，致使人们不是克己自励，而是切望来生福报：
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纤介之异，勤诚者不睹善救之貌，笃学者弗克陵虚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觌不朽之质。苟于事不符，宜寻立言之指，遗其所寄之说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
白学先生还说：“乃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兴糜费之道，单九服之财，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权化之业，结师党之势，苦节以要厉精之誉，护法以展陵竞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
这里等于在说，佛教的来生报应说，不仅在很难去处人的“近欲”，反倒会徒增竞利之心，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极多，豪华的寺院林立，精美的造像无数，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僧人不好好修行，反而结党营私，沽名钓誉，损害了佛教社会的形象。慧琳认为，这些流弊都是佛教“来生”说造成的。论中白学和黑学对佛教空义的争论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事物的结构，白学先生说：“析豪空树，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贝锦以繁采发辉，和羹以盐梅致旨”。白学先生认为，佛教在理论上可以把现实存在的大树“空”掉，但是根本无损于大树的茂密；把富丽堂皇的大厦“空”掉，却丝毫也不改变大厦的美轮美奂。各种锦绣五光十色，光彩夺目，各种食物酸甜苦辣，美味可口，它们的存在都是千真万确的。这等于在批评佛教这种玄之又玄的道理，即算讲得天花乱坠，也不可能使人们从事实上真正接受它。
二是事物存在的方式。黑学先生主张“有生莫俄顷之留，泰山蔑累息之固，兴灭无常，因缘无主”，存在的一切都是变化不居的。而白学先生认为《老子》的“山高卑累”、《庄子》的“舟壑潜谢”，就是无常，是视听可及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什么是“空”。而且，他还认为佛教因缘和合的理论，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不是“为教之本”而已。他说：“山高累卑之辞，川树积小之咏，舟壑火传之谈，坚白唐肆之论，盖盈于中国矣，非理之奥，故不举以为教本耳。子固以遗情遗累，虚心为道，而据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间乎！”
白学先生说，佛教缘起这些道理没什么深奥的，佛教如果以此所谓的“空’来“遗神遣累”，未免有些夸大其词。
因此，他总结说：“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请尝言之。夫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故甘辞兴于有欲，而灭于悟理，淡说行于天解，而息于贪伪。是以示来生者，蔽亏于道、释不得已，杜幽暗者，冥符于姬、孔闭其兑。由斯论之，言之者未必远，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殊涂而同归者，不得守其发轮之辙也。”
表面上，慧琳作为出家人，主张所谓的“均善”，实际上，他是在批评佛教的因果报应缺乏依据，不过是劝善的说教，本质上是虚幻不实的。对于慧琳其人和其佛学修为，近代学者汤用彤评价说：“琳未达佛学实相空虚之义，而妄以树室相比，辞句虽丽，意旨全乖。由此言之，琳比丘者，究为长于制作之文士，而非妙测幽微之哲人。” 慧琳这样的僧人，对于佛教的危害的程度是很深的。其文一出，衡阳刺史何承天大加赞赏，马上寄给居士宗炳，要宗炳对此谈谈看法：“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论，乃为众僧所排摈。赖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罗夷耳”。 宗炳居士为此作了《答何衡阳书》，为佛教缘起性空和因果报应说作了辩护。两人书来信往，几番辩论的文章也都收集在《弘明集》里面。从中可以约略看出，何承天当时对慧琳作《白黑论》这一举动的欣赏之情，他感觉是敌对阵营里发生了火并。
二、《牟子理惑论》（以下简称《理惑论》）为消除世人对佛教非议所作的努力
《理惑论》全文以主宾问答形式，外人设问，牟子答之。牟子为正方，广泛的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儒家圣人周孔的言论为依据，或者用老庄和神仙长生说加以反驳和责难，为佛教教理、教义作辩解。如外人引《孝经》对出家人剃发染衣的修行仪规的非议，牟子引用孔子和儒家尊崇的贤人为例子予以反驳：
昔齐人乘舡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捽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苏。夫捽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且《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发毁之也。由是而观，茍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剥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为勇而死义。不闻讥其自毁没也。沙门剔除发须，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
外人以当时僧团中存在许多不如法的堕落现象非议佛教，牟子则以很多儒家推崇的上古圣人治理时候，社会同样存在着良莠不齐的实际问题为例，说明这些问题并不能抹杀圣人之治；同样的圣人之治也不能完全让天下人都受到感化。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从来没有绝对的事物。牟子要求问难者能就事论事，不要因部分人的问题而怀疑毁谤整个僧团以及佛法，不要以偏概全：
问曰：佛道重无为乐施与持戒，兢兢如临深渊者。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乃世之大伪。而佛道谓之无为耶？
牟子曰：工输能与人斧斤绳墨，而不能使人功；圣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盗人，不能使贪夫为夷、齐；五刑能诛无状，不能使恶子为曾、闵；尧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训管蔡；岂唐教之不着，周道之不备哉？然无如恶人何也。譬之世人学通七经，而迷于财色，可谓六艺之邪淫乎？河伯虽神，不溺陆地人；飘风虽疾，不能使湛水扬尘。当患人不能行，岂可谓佛道有恶乎？
文章旁征博引，还解释了不用佛教经典、教义来诠释问难的原因：“……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呜，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是以诗书理子耳。”是因为担心对方不懂佛教经典，出现对牛弹琴的现象，所以随顺问难者，用对方熟悉的儒家经典作答。这里反映出要发心护教，不单只要熟悉佛教教理，还要博学多闻，了解他人的主张和经典，增强包容性，增强护教的能力。
结 语
不难看出，护教需要热情和勇气，但是，要真正能够达到树立佛教形象目标，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僧人和居士对佛法的领悟、把握和实践程度的高低深浅。换言之，佛教不仅需要修行人，也需要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把握佛法精髓的义学僧人；不仅需要加强道风建设，也需要借助学界理解同情佛教境遇的善知识的帮助。
《弘明集》编者僧祐大师在护教弘道方面表现出的危机意识，对我们今天加强佛教公众形象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理惑论》中一些问题当时被问及的问题，今天我们还会不断被问到，而前人早已总结归类给出了答案。《白黑论》以及慧琳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道风建设、信仰建设在任何时候都是树立佛教形象的核心和根本。古代的度牒制度以及试经制度早已废除，文化素养高的人出家，是否可以不通过基层寺院的最初考验，而走捷径通过佛学院或其他方式直接参与丛林的管理？他们的文化素养是否能够适应寺院管理体制？在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增长的时期，如何保持僧团的纯洁性，把好进入僧团的关，尤为重要。
今天，虽然是一个信息时代，但是教界和学界如何互动，才能把最新研究成果普及和运用到社会中来，提高学术研究的实效。虽然学术会议和各种形式的论坛一直都在召开，包括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其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论坛和会议之后，怎样将成果付诸于行动，解决佛教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深思。可喜的是，这些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大德高僧和有识之士的关注。